伊朗外长：被击落的飞行器未造成任何损失和人员伤亡

不过正如实证研究所表明的，自然因素参与的共同危险行为事实如此罕见，以至于前述区分可能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了。

在改革的过程中，从国家无所不管的范围中，划分出一部分，形成了自然人、法人的权利。所以，所有的决策，不限于包括依法治国在内的重大决策，都需要依赖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以及这个权力系统的发动和贯彻实施。

全军服从最高军事指挥部指令，各个部队领导同时具有独立的战场战斗指挥权。地方法制并不是一个与法治相割裂的本体概念，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将地方作为分析单元，观察地方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信地方能够为中国的法治发展贡献积极力量。地方法制则是实现、展示、测度宪法法律权威的产物，是从属于宪法法律的，围绕宪法法律的实现而出现的，离不开宪法法律实施的法律实践活动。由此，各个单位的内部各项规定，或许与所属地区的有关规定并不一致，地方甚至无权过问。况且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往往会抑制我们对无限丰富的生命实践的思考。

所以，宪法法律的正确和有效实施，离不开地方这一环节，只有抓住地方，调动起地方在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性，同时能够有效约束地方的行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才可能取得根本性突破。概念，通常指对某类事物、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概括，而我们很难确定法律、法治、法制等概念所对应的实体对象，即使我们有一串很长的清单，也一样无法穷尽对象。四、分析法学方法论的法治意义 从当今法律理论的发展潮流来看，分析法学依然是生命力旺盛的思想流派，除了它所主张的实质性立场和观点之外，分析法学的方法论也有其独特之处，值得仔细品味和研究，甚至可以说方法论的研究将分析法学内部及与其他流派的论争推进到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水平，吸引大批哲学、伦理学和认知科学等法学之外领域的学者关注。

只有在句子中我们才能发现不同概念在使用中可能伴随的语境因素，正如一起在公园散步的朋友突然说快看，有架飞机，而实际上只是一架模型机，但我不会因为他使用了很不准确的语言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霍姆斯的坏人视角也是一种内在视角，他将自身置于法律实践之中，只不过将一种内在视角凌驾于另一种之上{4}。当我们在进行方法论更新的时候，始终需要留意这种西方法律范式的转变是否完全能够适合于中国。从规范性视角来认识法律很大程度上获得的是一种适中的信仰观念，这种观念介于纯粹基于理性计算而接受的外在立场和将法律与道德融合在一起的全心全意的参与者立场之间。

概念来源于实际生活，并非纯粹的抽象建构，只有我们对新情况新现象进行类型化处理进而上升到概念层面时，法律的制度化和理论化才有现实的依据，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因此，通过回到方法论的元理论层面，间接评价性判断在某种程度上细化了我们对法律的描述，它表明包括哈特在内的分析法学并不反对评价本身，只是不赞同将评价与道德考量捆绑在一起的极端做法。

换言之，为了清楚地揭示法律的内在结构和根本特征，我们需要持有怎样的立场和态度。试想一下，如果法官也像律师或当事人那样仅仅将法律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不是真心接受法律，那么这些所谓的坏人就很难对判决作出预测了，当法官也是坏人的时候，法律就会陷入完全的不确定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民法学界对民事权利这一概念的理解始终囿于教科书式的理解，缺乏一个获得一致认可的关于民事权利结构的解释模式。并且，哈特所坚持的描述性方案其实预设了一种错误的语义学理论，这一方案认为人们对法律概念的认识取决于一套日常语言使用中的共享标准，德沃金将其称为语义学之刺，认为它不能解释疑难案件中确实存在的理论争议。

其二，法官遇到的疑难案件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但作为法律秩序和法律精神而表现出来的法律构成了一道更大范围的涵摄圈。分析法学主张从日常行为和社会规则的角度来看待某一社会中的法律，只有从内在视角和规范性视角出发才能发现法律的独特之处，在这种视角之下，不仅民众(官员)对规则的内在接受态度是规则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且法律自身也将进行正当性宣称{11}。只有通过对法律本身的概念、性质和态度的深入了解，中国法治建设才有可能让所有社会成员真正形成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并使其从理论和制度走向日常的生活实践。就此而言，拉兹的权威理论认为法律必然主张正当权威，这是一种参与者的规范性视角，参与者使用法律的规范性语言和概念表述，但参与者本人并不必然认同法律的道德权威。

(二)法律与道德(评价)的内在关联 从根本上说，人们陈述的事实或描述的现象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是与价值无关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表达并不是彻底的评价也非单纯的描述。但是，从法官的角度来看，霍姆斯的坏人视角必然会预设一个好法官的存在。

对于像法律和习惯这样的社会规范来说，尤其如此。在分析法学看来，法律体系总是由一定的分支构成，各分支又有其下一层级的子系统，逐渐细分直到不可再分的法的要素{14}。

法律能否被信仰主要涉及的是民众思想观念上的问题，民众采取内在的视角看到法律自身的规范性力量之所在，就会逐渐培养起服从和接受法律的内心信念，这种信念不同于习惯式的简单遵守，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自觉。比如，无论是流行的价值观念还是党的意志都只能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和形式才能转化为正式的法律，否则就不具有法律的权威性。边沁将这种分类和比较的方法推向了极致，以至于被学者认为是一种分类癖。在哈特以后的分析法学看来，成功的法律理论必须能够说明法律不同于道德的规范性特征，采取内在视角和规范性视角无疑就是一种比较适恰的理解法律的方式。通常，我们说起一件事情，我们的态度、对事情的评价等等连同事实一道说出来。首先是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国特色案例制度的综合系统研究(16ZDA068) 作者简介：彭宇(1990—)，男，江西九江人，博士研究生，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从事比较法和司法制度研究。精湛的司法技艺和深厚的审判经验需要法官对相关法律概念的清晰把握和理解，结合具体案件的语境准确传达法律的内涵，并能在法律出现漏洞的情形下妥善弥补规范缝隙。

因此，我们陈述法律基本属性的立场是间接的评价性判断，它承认法律理论不能做到价值无涉，但拒绝接受由此而来的评价必然意味着道德判断{9}。在哈特的意义上，内在观点是指人们对待规则的一种反思性态度，具体表现为三种方式，即证立自己的行为、批评偏离规则的行为、为这种批评提供正当化依据。

通过对分析法学的方法论进行梳理，我们不仅能够从中发现推动中国国内法学理论研究的着力点，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对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指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构成中国法治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根本底色。

{8}如此看来，以往规范层面的方法论争论可能是过分简单化的，描述性和评价性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被用来阐明我们认识法律的不同方式。其三，法官所受的法律训练、以往司法经验的累积以及法官所处的解释性共同体都是我们理解法官行为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这些都是法律系统制度化运作的结果。观察者的立场很明显地体现为哈特的法律理论，与此相对，德沃金则主张一种全心全意的内在参与立场，法律理论家的立场与法官对实践的参与是没有差别的。在评价性判断和道德判断之间还存在一段距离，通过加入评价性因素，修正后的描述性法理学依然能为我们理解法律实践提供成功的标准。

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法律必然要符合道德伦理观念，只有作为全心全意的内在参与者才能将法律的最佳本旨揭示出来，我们对法律的认识从属于一套高度原则化的政治道德理论。因此，当前在民法典编撰过程中的一些争议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法律概念上的梳理和辨析得到解决，究竟人格权是否应该作为单独的一篇放置在民法典中，有必要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对人格、人格权和民事权利的不同概念进行深入分析，进而为以后民法典的起草提供坚实的概念基础。

进一步讲，间接评价性判断的方法论进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构成法律一般属性的关键特征在不同的社会是具有共性的，从这些共性因素中能够提炼出使法律成其为法律的本质特征。与德沃金的参与者观点不同，这是一种中度的内在主义立场，它并不要求参与者毫无保留地接受法律的价值和道德权威{5}。

哈特与德沃金之争在方法论上就表现为描述性法理学与评价性法理学之间的较量，哈特在集中回应各种反对声音时认为他的目标在于就法律的本体论问题提供一般性和描述性的理论。换言之，这种以内在主义为基础的规范性视角不必然对法律的规范性诉求表示认同，法律理论家可以超然于规范性的法律实践之外。

关于方法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进路，第一种是围绕法律的适用问题而产生的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关于法官如何裁判案件的司法方法。结语 分析法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法学流派，在法概念、法理论和司法裁判的问题上形成几乎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中文关键词】 分析法学。但对于规则或法律，我们却可以评论正当与否，也就是说，我们采取了规范性的视角。

正像法律理论家对权利、义务和责任不同关系的划分一样，法官在实践中也需要首先处理如何判断某个案件属于民事还是行政、属于侵权问题还是违约问题等工作。(一)接受法律的内在观点 在这种从寻求定义到追问日常语言用法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问题视角脱颖而出，这涉及人们应该如何认识实际生活中的法律现象。

内在视角意味着我们对法律的理解需要进行换位思考，从普通民众或法官的立场出发来看待法律在他们实际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规范性视角对我们认识法律提出比内在视角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我们应该置身法律实践的内部，以公众和法官的视角来认识和运用法律，而且需要法律自身提出某种规范诉求，并且主张这种规范诉求是正当的，应该成为人们的义务而被普遍遵守。

第一种研究进路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其中也充满了概念和逻辑的混乱，对具体司法实践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而第二种规范进路似乎因为主要涉及法律理论层面的抽象分析而没有引起学者同等程度的关注。明显的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法律范式逐渐实现了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重要转型，在正式法律的制定中更加重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尊重。